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正身處中美俄英大國棋局博弈之中，遠有俄烏戰爭，近有中美摩擦，更有世紀新冠肺炎大疫情，再加上香港住房問題和貧富懸殊等深層次問題，每一位香港人心底難免都有擔憂和彷徨無助。香港在百年大變局中，該如何找準新定位和新出路，又如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為國家尋求國際困局的突破口，真正做到唇齒相依及患難與共的果效，是新一屆特區政府亟需面對和深思的問題，期待香港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披荊斬棘，迎難而上！

以史為鑒，為拆解香港當下困局提供有益的參考。1980年代，當時的蘇聯採取「西進」，只不過進攻的是阿富汗，而非今天的烏克蘭。蘇聯原本以為可以用速度決戰的方式快速在阿富汗平息局面，未料深陷戰爭泥潭。蘇聯面臨西方經濟圍堵與軍事消耗，逐步走向衰敗與解體。同樣是上世紀，時任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訪問北京，獲得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接見。自此，香港「九七談判」在1980年代拉開帷幕，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趨向緊張，多個英方檔案都提及面對不確定的時局，香港所面對的信心問題以及可能造成的經濟下行和失業問題。時間再推移至上世紀60年代，香港經歷了六七「反英抗暴社會運動」之後，香港本地的政治和民生改革也逐步展開，以期能令港府的統治深入草根階層，修復社會撕裂情況，讓更多的市民參與到香港的建設之中。

在國際與香港本地如此複雜的政治環境下，香港與祖國還是能夠突破重圍，進一步發展。面對蘇聯的衰落，鄧小平挑起社會主義大國的大梁，面對西方的強硬姿態，以更強硬的姿態回擊，反而大挫西方的欺壓圍堵。英國通過戰爭手段取回馬島的控制權之後，認為也可以用強硬的手段逼迫中方在香港問題上讓步，但鄧小平在香港的原則問題上，譬如主權和駐軍問題上一步也不讓，嚇得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摔了一跤。另一方面，蘇聯衰落，卻未必是一個壞事，運籌得當反而變相使得俄方依賴中方，中方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可以更上一個台階。由於蘇聯深陷戰爭泥潭，經濟上尋求中國的幫助，1989年5月，原本高高在上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主動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雖然應對美國及西方，中俄聯手是必然的選擇，但究竟何方處於主導地位則仍是需要爭取的政治目標。且當蘇聯面臨金融和經濟制裁時，蘇聯就需要中國的沿海城市譬如香港來突破經濟上的戰略圍堵，英方檔案就提及，蘇聯當年對香港越來越有興趣。

當時除了中國領導人的英明決策，香港也多虧一位「武官出身」的政治人物衛奕信（David Wilson，1977年任港府政治顧問、1987年任港督）。衛奕信令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進一步融洽，在順利完成九七回歸談判之後，還能順勢平穩推進香港本地的各項政制與社會建設。衛奕信1950年代在黑衛士兵團服務，可以說是「武官」身份起家，之後在港府處理政務期間，又具備了豐富的行政經驗，可以說是也文也能武。衛奕信與普通政務官不同的是，並不迷信僵化的程序，凡事「以結果為目標」，其中最經典的例子是，為了香港前途，衛奕信十分重視與中國內地官員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但當時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邊境管制，按照繁瑣的程序，等待證件的層層審批，基本無法實現與中國內地官員之間的有效溝通。為此，衛奕信打破框框，在粉嶺別墅建立會面地點，每次用直升機載中國內地官員來港商議要事。

有關香港的政制方面，衛奕信更堅信香港不能照搬西方模式，香港的未來依賴中國內地的發展，本地的政制改革應以穩定、循序漸進和發展經濟為目標，而非一味地與中國內地持對抗情緒。1987年4月9日，衛奕信抵港任第27任港督，他在就職典禮上表示：「政制改革宜審慎從事，珍惜安定，循序漸進，維持獨特制度，有利吸收投資。」1988年3月21日，衛奕信在皇家國際事務學院發表題為《過渡中的香港》演說，宣稱香港的經濟成就及其對中國內地日益重要的價值，乃是香港前途的最佳保證。他相信中國充分了解香港的重要性。在談及九七年後政制時說，香港政治若要有效運作，必須符合四項條件：第一，必須符合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未來地位；第二，必須能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第三，必須受到這教育程度日高和政治意識日強的香港所支持，亦即必須顧及香港社會的發展；第四，香港需要尋求一套符合香港和亞洲模式的政制發展方案，不宜直接搬用西歐的政黨和政綱模式。

因此在上世紀80至90年代期間，香港如何在以中俄為主的大陸經濟體系（相較於英美的海洋經濟體系而言）中扮演新的角色，是香港未來的增長空間所在。香港發展得好壞，也直接影響中國能否在中俄聯手中發揮更為主導的作用。由此可見，香港在過往或現今的國際環境下，仍在中美俄英之間處於一種微妙的關係和作用。

但衛奕信時代，潛藏的兩個隱患卻也不得不引起警醒。第一個是大型社會工程帶來的龐大財政負擔。其中最代表性的一個例子就是「玫瑰園機場計劃」。該計劃雖然確實符合香港航空發展的要求，但卻也展示出英國統治時期靠透支財政，進行大型工程建設引發的財政決策的危機。事實上，這種財產消耗巨大的工程建設，是港英自麥理浩時期以來慣用的策略，因為九七之後可將赤字留給中國政府去處理。而「玫瑰園機場計劃」之所以最後有效縮減開支，未造成龐大的財政浪費，是因為該計劃的最終定案已經是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之後，中方已有了部分對香港財政支出與發展的「非正式」監督權，由於中方的反對與優化建議，才使得該項目沒有變成勞民傷財的大白象工程。

第二個則是教育上的安全隱患。全世界十分明確將教育作為政治手段的國家是美國。以美國主導的「富布萊特計劃」（Fulbright Plan）為例，該計劃就明確說明其政治目的是「增加對民主制度和美國生活方式的信心，通過個人與個人的直接體驗來加強自由世界安全的基礎，應對國際共產主義對民主的衝擊。」其具體手段除了針對高等學府的大學以國際交流為名進行政治灌輸之外、培養反對派領袖之外，坊間還忽略了美國對其敵對國家的中小學教師群體的有計劃滲透。計劃下設教師交換項目（Teacher Exchange Program），它共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雙向的（Interchange），即派一位美國教師前往該地，同時相應地該地派遣一名教師來美國任教，地區包含澳大利亞、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德國、荷蘭、新西蘭和挪威。第二種是單向的（One-Way Exchanges），即只派美國教師前往該地任教，而不會有當地教師來美國任教。在選拔人員的標準上，清晰規定重要條件之一就是衡量應試者對「美國的忠誠度」。只不過香港在英國管治時期，與美國是盟國，所以放任美國在香港的各種教育滲透，其安全弊端逐漸在回歸後日益呈現。2019年，香港經歷了長達近半年的黑暴運動，令香港深陷絕境。2020年，香港有賴中央出台港區國安法，翌年又推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香港才逐漸走出困局。時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2021年9月意識到教育方面的國安問題，並指出「教育不應成政治工具 學校須培育愛國者。」

所以說，香港下一步如何加強愛國教育，固本培元是一大重點，另一大重點則是香港的高等教育機構眾多，已有廣泛的推動渠道，只是這些渠道原本是作為西方影響中國的一種和平演變的作用。但現時香港正身處中美俄英大國的大變局中，是否可以憑藉新的渠道和平台，並更主動地推動中國價值走出去值得研究。就香港如何找準新定位和新出路，又如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是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中心樞紐的地位，並注重團結新興國家建立新的「金融安全互助體系」。面對美元結算系統日漸政治化的局勢，譬如俄羅斯被SWIFT系統踢出體系，人民幣國際化日益成為國際公平貿易的一大熱門議題，香港應在此方面發揮人民幣國際化中心的功能，促成被西方打壓的國家在人民幣體系中順利完成國際貿易。此外，香港熟悉國際市場的金融規則，又具有全球領先的金融人才。在國家的支持下，更幾次抵擋西方資本強權如索羅斯（George Soros）等人的金融狙擊，具有豐富的捍衛金融安全的經驗。而其他區域，往往因為金融知識的不足，被西方資本家和世界銀行IMF洗劫財富，導致國家貧困落後，若國家支持香港並能與這些缺乏經驗的國家建立金融安全互助市場體系，則可使得非西方國家的發展更為穩健。

第二是香港作為國家文化輸出的排頭兵。現時中國在國際輿論上受困，很大部分是在國際教育交流項目中被西方集團所壟斷，雖然教育都以「國際」為名，但最終造成的後果卻是各國菁英的「美國化」。香港在輸出國家文化的戰略中有獨特的價值，一方面香港與西方世界有長久的交流經驗，可以將中國文化和中國理念以西方更能接受的形式呈現與傳播，另一方面香港的教育體系與國際接軌程度高，在國際教育交流項目的具體執行操作上也有國際化程度高的優勢。

第三是在香港北部建立「香港政治改革示範區」。香港政治改革要想循序漸進，穩中求變，就需要仿照當年領導人鄧小平的模式，建立一些示範區，逐步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出適合香港、而非一味照搬西方的模式。香港北部毗鄰中國內地管治的模範城市深圳，在香港北部設立「政治改革示範區」，可以有效吸收中國內地的先進經驗，也方便設立一些跨越深圳河的聯合研究基地與交流中心。參考當年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經驗，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建立「跨區域規劃的聯合聯絡小組」。事實上，特區政府能在回歸初期十分平穩，要多虧中方在回歸談判時設立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該組織在香港發展的問題上，給予中方監督在地的港英政府一系列財政、人員和社會規劃上的有效監督與建議。現時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決策層面也可借鑒此種模式，建立各個領域的「聯合聯絡小組」，香港本身即可保留獨立的決策權，同時又可有效將國家層面有益的意見納入決策之中，統籌香港與祖國的協調發展。

第四是轉換財政思維模式。香港的財政思維模式，往往以效率收益為衡量目標。用通俗易懂的話就是，盡量減少或乾脆不為可能發生的大型危機或經濟下行事先準備好資金與資源。因為危機並不一定發生，如果將政府財政投入到更能帶來所謂經濟增長的項目中，而恰好危機又沒有發生，則可以賺取更多的經濟收益。但往往危機發生之後，一般民眾可以得到的支援就不足且不及時，不少財困的民眾苦不堪言，可以說這種財政思維是用可能犧牲的基層人命來賭一個更漂亮的數字。不過，從李家超發表的政綱，可見他意識到以往財政思維的局限，並將重點重新放到基層生活上。最近幾年的疫情危機、世界經濟下行、西方的圍堵打壓，已經不能再照搬以往香港順風順水時的過於樂觀的估計，要多為基層事先準備應急的資金與資源。

香港特區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在5月8日圓滿完成，李家超以1416票高票當選為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筆者表示祝賀和全力支持。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是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最重要的選舉，選舉結果體現愛國者治港，達至良政善治的目標，讓「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期待新特首帶領香港披荊斬棘走出困局，化解香港多年來的各項深層次矛盾，更為重要的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在當下國際困局尋求突破，對準這個新定位和新出路，將是百姓之福、香港之福、國家之福。

原文刊於點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