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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界的先驅——吳宓
來源:橙新闻    2022-03-29 09:05
原夫天理、人情、物像古今不變,東西皆同,既有不變者存,則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絕少。所謂新者,多係舊者改頭換面,重出再見,識者不以為新也。

【識港網訊】

學術的討論和研究,既有破舊立新,又有推陳出新,亦有歷久常新。在這當中,有些名著,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成為了可超而不可越的地標,值得時時重溫,常常披閱:每讀一次,除對相關課題有進一步認識外,更能有所啟發,引導新研究,創造新見解。有見及此,本館特創設「常新文叢」,取「常讀常新」之義,精選過往的重要著作,配以當代專家學者所撰寫的導言,期望從各方面呈現上世紀中外傑出學人豐碩的研究成果,讓廣大讀者親炙大師之教,既能近觀,亦能直視。

吳宓教授的 《世界文學史大綱》即是文叢的第一本。本書包括吳宓三四十年代在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世界文學史」一課的講授大綱以及吳宓教授的撰文、譯文、論述文章等。

本文節選自史丹福大學東亞系周軼群副教授為《世界文學史大綱》 所撰寫的導讀。

吳宓

2017年,距吳宓負笈美國的那一年,已經整整一個世紀。在這個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他的志向和思想都與時代格格不入。如今,國際化和全球化已成為大家爭相使用的概念,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作為學科的合法性確立已久,西學正在經歷一次新的繁榮(希臘羅馬研究和教學在近十年的興起尤其引人注目),中國傳統文化也以各種形式強勢回歸,此時我們回頭檢視吳宓一生的事業,除了向一位先行者所付出的奉獻、所開拓的基業與所經歷的坎坷致敬,我們還應該有怎樣的思索?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意識到,吳宓會不斷迫使我們回答一系列最基本的問題:為甚麼研究外國文學?在外國文學研究中,中國文學有何種位置?古典和現代之間是甚麼關係?「經典」應享有何種地位?文本閱讀有多重要?如何處理文學和政治、道德之間的關係?吳宓本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以從以下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字中找到:

原夫天理、人情、物像古今不變,東西皆同……既有不變者存,則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絕少。所謂新者,多係舊者改頭換面,重出再見,常人以為新,識者不以為新也……今即以文學言之……文章成於摹仿(Imitation)……文學之變遷,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轉摹彼人。舍本國之作者,而取異國為模範,或舍近代而返求之於古,於是異採新出,然其不脫摹仿一也。將來世界文化必為融合眾流(eclectic),而中國文化之特質,厥為納理想於實際之中之中道(Ideal in the Real)。吾儕就此發揮光大,使中國文化得有以貢獻於世界,是為吾儕之真正職責,亦不朽之盛業。

宓之保守主義,乃深知灼見中外古今各時代文明之精華珍寶(精神+物質)之價值,思欲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圖保存之,以為世用而有益於人,非為我自己。中西古來皆重誦讀古籍名篇,就文字精心用功,故名治學曰「讀書」。蓋由書籍文字之工夫,以求鍛煉心智,察辨事理,進而治國安民,從政治軍,興業致富。其技術方法之取得與熟習,以及藏息精神、陶冶性情於詩樂畫諸藝,其根本之訓練與培養,莫不自文字中出也。近世妄人,始輕文字而重實際勞動與生活經驗,更倡為通俗文學、「白話文學」之說,其結果,惟能使人皆不讀書、不識字、不作文,而成為淺薄庸妄之徒。

(1955年10月7日日記)

勿捲入一時之潮流,受其激盪,而專讀一時一派之文章。宜平心靜氣,通觀並讀,而細別精粗,徐定取捨。宜以莊嚴鄭重之心研究文學。將如Matthew Arnold云,欲熟知古今最精美之思想言論(To know the best that has beenthoughtand said in the world),將與古今東西之聖賢哲士、通人名流,共一堂而為友也。故立志不可不高,而在己則宜存謙卑恭敬之心。宓竊觀近五十年中之論著,大率議論多、批判多,而知識與材料太少。其所知之中國古史舊學固不足,而所知之西史西事,所讀過之西國古今要籍原書,尤極有限,故宓皆不敢傾服;即如孔子之真價值與其特長,宓認為尚未見有能說出者,甚矣,此事之難也。

(1964年1月8日日記)

吳宓的這些觀點在他身前都是極不合時宜的,無論是在新文化運動中,還是在抗戰時期,或是在毛澤東時代。今天,他鮮明而不妥協的議論仍然必定會引起爭議。但是,在「西學」和「國學」同時欣欣向榮之際(這應該說是二十一世紀的新現象),吳宓是特別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人物。他對新與舊之間的關係的看法,以及他將「摹仿」視作人類文明發展中的核心機制,不但為研究古代和研究西方同時提供了一個哲學基礎,而且時時提醒以創新為要務的學者、思想家和活動家,在古今中外的大歷史框架中,永遠以一定的謙卑謹慎來對待自己的發明和建樹。

吳宓對世界文化必將融合的信念以及他對中國學者在此過程中的任務的理解,應當激勵當代從事中西文化研究者,為自己的學問尋找目的和使命,而不僅僅是以專業和職業視之。吳宓對透徹掌握古籍名著的重視以及他將典籍視作修身養性和獲取人生智慧最重要途徑的看法,在節奏日益加快的眾聲喧嘩之當代,可以引導人們重新直接面對經典,在安靜的閱讀和思考中讓自己的心智成長。吳宓對五十年西學中「大率議論多、批判多,而知識與材料太少」以及他對治學者中西要籍皆所知有限這一缺點的批評,在西學各科教研與出版皆空前興盛發達的今天,依然是振聾發聵之良言,應當在所有學者心中成為一股警醒和鞭策力量。

吳宓思想中至今仍具有極大價值的這些部分,最好地體現在他於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領域的教研實踐和成就。本書所收錄的僅集中於吳宓在「世界文學史」這個範圍留下的一些有限材料,有兩個原因。限定在「世界文學史」,是因為他一生所留下的學術性文字多與中西比較有關,若不進一步界定則勢必演變成「吳宓文集」的編輯整理工作。只收入了吳宓在「世界文學史」方面極小一部分文字,則是因為其大部分在「文革」中託人保管之後便再未面世。相信讀者在讀過這些文字之後,會和本文作者一樣,帶着深深的敬意和遺憾,去理解吳宓這位中國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界的先驅。

责任编辑:l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