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青苔爬滿了位於沙頭角石湧凹的羅家大屋，歲月的痕跡在這棟老房子上清晰可見。這座看似“廢棄”已久的房屋在日占時期是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活動基地及交通站。它見證了香港淪陷期間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與香港民眾奮起抗日、保家衛國的英勇事蹟，如今，已是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的羅家大屋，是現存少數見證香港抗戰歷程的建築物。今年5月，不少香港學者公開提出，希望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和認可下，於2022年7月1日前正式啟用香港首條抗戰遺址文物徑——沙頭角抗戰文物徑，從羅家大屋出發，讓公眾了解淪陷期間香港的抗戰歷史。

1945年，延安《解放日報》評論東江縱隊為“一支對同盟國反對日本法西斯戰爭事業有卓著功勳的隊伍”；1947年2月，英皇喬治六世邀請在二戰期間曾任東江縱隊英文組組長兼港九獨立大隊國際工作小組組長的黃作梅，參加倫敦的“勝利大遊行”，並授予其MBE（大英帝國員佐）勳章。而黃作梅是唯一獲得英皇勳章的中國共產黨人；1987年9月17日，美國總統裡根邀請二戰期間曾任東江縱隊聯絡處處長的袁庚，出席美國立憲200週年紀念大會，並作為特別嘉賓應邀登上總統的遊艇觀光；2015年9月3日，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勝利90週年的閱兵，解放軍少將領隊的“華南游擊隊”掛槍英模方隊接受檢閱。而華南游擊隊的主力就是東江縱隊。

流動游擊 奮勇抗戰

“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的3年零8個月裡，唯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香港堅持抗戰。一直在華南敵後戰場堅持抗戰的東江縱隊，組建了港九獨立大隊，毅然跨過深圳河，進入香港，與日本佔領軍殊死抵抗，直到日本投降。”清華大學國際研究生院兼職教授、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原部長、國務院參事室原特約評論員曹二寶表示。

1941年12月8日，日軍轟炸攻擊機群穿過厚如棉絮的白雲，競相撲向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太平洋戰爭一觸即發。同日清晨，日本轟炸機12架襲擊香港啟德機場。在數日圍攻後，25日，香港淪陷。

1942年3月，中共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根據省港戰局的發展，組建港九大隊，專門在港九地區從事地下游擊和情報活動。成立之初，港九大隊首先把肅清土匪、保護群眾生命財產作為開闢游擊區的首要任務。他們組成多支武工隊，分路挺進，依靠群眾，隱蔽鬥爭，採取高度機動靈活的戰術，打小仗，打巧仗。部隊先後開闢了西貢、烏蛟騰、觀音山等游擊基地，並根據港九地區特殊的地理條件，廣泛開展城區、城郊和海上的游擊戰爭，對日本在香港的統治造成了極大的威脅，直接支援了深圳地區的抗日鬥爭。

1943年12月2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江縱隊）在今深圳土洋村正式宣布成立，成為中共在華南敵後戰場的主力部隊。司令員曾生，政治委員林平、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作堯、政治部主任楊康華聯名發表了《東江縱隊成立宣言》，宣告東江縱隊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為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港九大隊成為東縱的五個大隊之一。因所處環境特殊，改稱為獨立大隊，直屬東縱司令部。獨立大隊採取分區活動、獨立作戰、流動游擊等形式，主動殲滅敵人。

東江縱隊趁日軍立足未穩，分兩路派出部隊進人新界地區。在西路，武裝工作隊進入西貢地區越山村；在東路，部隊進入羅湖、元朗、錦田、荃灣及沙田地區，並一直伸展到青山道、深水埗，同九龍市區連接起來。從東西兩路進入新界地區的游擊隊迅速打通了九龍市區到內地游擊根據地的水路和陸路通道。進入新界的游擊隊在裝備自己的同時，還把一批優良武器上繳到游擊隊總部，對改善游擊隊武器裝備和提高戰鬥力起了重要作用。

遠離中央、孤懸敵後，東江縱隊在日偽軍夾擊的環境下浴血奮戰，營救民主志士，保護海外救援通道，威脅敵佔大城市和南海防線，為奪取抗戰勝利和配合盟軍反攻作戰建立了卓越功勳。 “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七大”軍事報告——《論解放區戰場》中，將包括東江縱隊在內的華南抗日縱隊與八路軍、新四軍並稱為‘敵後戰場的中流砥柱’。”曹二寶對記者說，“朱德的肯定與2015年‘9·3閱兵’的亮相，都體現了東江縱隊作為華南游擊隊的主力在全國抗戰中的歷史地位。”

合作盟軍 情報精準

為方便和盟軍之間的合作，東江縱隊設置了一個聯絡處作為特別情報部門，主管廣東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敵占區的情報工作，並負責與“美軍觀察組”聯絡，交換日軍情報。袁庚任情報處處長。

為配合盟軍反攻，東江縱隊聯絡處增加200多名情報人員，分佈於香港、廣州、海陸豐、珠江東岸的所有日軍佔領的地區。在差不多11個月的時間裡，東江縱隊提供了很多極有價值的情報給第14航空隊和在華美軍司令部，被稱為“盟軍在東南中國最重要之情報站”。

日軍侵占香港後，就把啟德機場擴建為轟炸和威脅中國沿海及內地、控制南太平洋上空和海域的基地。 1944年秋，盟軍派出代表找到東江縱隊司令部，要求合作蒐集日軍基地的情報。東江縱隊司令部把這一任務交給港九大隊。大隊部幹事吳展、西貢中隊長黃冠芳和劉黑仔觀察一番後，找來了一群十幾歲的小孩。在情報人員的指導下，這群孩子拿著捲尺和紙筆，連續3天數次鑽進機場，將探到的情況畫成草圖記錄了下來。當這些重要情報到達盟軍手上時，連一些資深的軍事諜報人員都驚詫不已：“我們幾個月都沒能進去的地方，你們居然幾天時間就輕鬆搞定了，真是了不起。”

1944年12月，美國太平洋艦隊準備實施對駐香港日軍的聯合轟炸。為達到轟炸效果而又不傷害平民，盟軍通過東江縱隊提供的目標情報準確定位。在預定的大轟炸之前數天，袁庚和兩名偵察員由港九支隊派人護送晝伏夜行，於預定轟炸之日凌晨悄然攀上啟德機場後面的鑽石山，觀察美軍兩次空襲的情況。轟炸過後，袁庚等人又穿過市區折回聯絡點界限街，向幾個地下聯絡點了解情況，整理出了一份關於空襲效果的報告。

據悉，為配合國際反法西斯鬥爭，東江縱隊的情報人員給盟軍提供了大量精確的情報，其細緻部分甚至包括華南日軍戰鬥序列中隊以上的個人材料。

情報震驚盟軍 加快結束戰爭

1944年秋，一份在中國華南登陸的計劃在美軍第4艦隊指揮部醞釀成形。有關日軍海空布防的秘密軍事情報，也由袁庚的聯絡處源源不斷地傳遞給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但到了1945年3月，一個消息使尼米茲很是擔憂，曾在衡陽戰役中重創國民黨守軍、代號“波雷”的日軍129師團突然神秘失踪了。

為找到失踪的“波雷”部隊，美軍每天用3部電台，形成交叉信號追踪部隊動向，但依舊毫無收穫。同時，美國海軍甘茲上尉率領一個6人小組來到東縱，計劃在大亞灣和汕頭間勘測適合美軍登陸的灘頭陣地。聯絡處派遣了原中山大學學生黃康率領的情報小組，到深圳至汕頭的海岸進行勘測工作，他們發現了日軍在汕頭沿海和東山島構築的洞穴工事，並將其繪製成圖交給袁庚。在袁庚和美軍的分析下，發現這裡的工事和日軍在塞班島構築的洞穴工事一樣。 “波雷”部隊擅長洞穴式作戰，而美軍恰恰在塞班島戰役、硫磺島戰役中吃盡了這種戰術的苦頭。汕頭一帶地形和塞班島有極大相似性，如果“波雷”部隊事先在登陸點修好了洞穴式工事，那麼必將給計劃在此搶灘登陸的盟軍帶來巨大威脅。

與此同時，廣州和東莞等處的東縱情報人員得知了駐守在汕頭沿海的日軍正是“波雷”部隊。原來，日軍情報機構得知美軍的登陸計劃後，馬上命令“波雷”部隊關掉所有電台，靜默快速開進，從衡陽一路南下秘密到達廣東沿海。根據這份東縱提供的情報，尼米茲將軍決定取消在華南的登陸計劃。後來，為加快戰爭結束進程，美國決定直接向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彈。

曹二寶認為，談到東江縱隊與盟軍的情報合作，就不能不談到“城市游擊戰”。 “東縱港九大隊是香港城裡一支‘不帶槍的游擊隊’。”曹二寶說。 1943年12月，港九大隊決定成立“市區中隊”，潛伏在敵人的統治中心。截至1945年春，該中隊已集結300餘人。他們來自香港各界，在市區開展城市游擊戰，與活躍在新界的武裝游擊隊裡應外合，牽制日軍。

神槍英雄“劉黑仔”援救盟軍勇護國

日占時期的香港，湧現出一批挺身而出、奮勇抗戰的英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短槍隊長劉黑仔便是其中之一。抗戰時期，他智救美國盟軍中尉飛行員唐納德·克爾的傳奇故事，在深圳家喻戶曉。

據深圳本土文化藝術研究會名譽會長廖虹雷介紹，劉黑仔原名劉錦進,是港九獨立大隊短槍隊副隊長、隊長。他因常年一支烏亮的快掣駁殼槍插在腰里，套著一件黑色唐裝，翻山越嶺，臉龐曬得很黑，得名“劉黑仔”。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者登陸大亞灣，攻陷廣州，沿途燒殺姦淫搶掠，引起民眾的義憤和反抗。生長在窮苦農民家庭的劉黑仔，心中不滿地主惡霸的欺凌剝削，凡事好抱打不平。 1935年，他接受進步思想影響，參加大鵬地區左翼青年組織的“惠寶沿海青年抗日同志會”。 1939年春，劉黑仔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參加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後為東江縱隊)。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劉黑仔奉命深入香港地區廣(州)九(龍)鐵路沿線，帶領短槍隊神出鬼沒地展開 “城市游擊戰”，像尖刀一樣插入香港日占區的心臟。他出手快捷、槍法穩準。 “白天伏擊敵人的巡邏隊，晚上偷襲日軍兵營，拔除偽軍據點，炸毀油庫、鐵路、橋樑和機場。港九日軍不斷接報：劉黑仔一會在港島東，一會在九龍西，一會在新界北，一會在市區中心……以至於聽見‘劉黑仔’，日軍便聞風喪膽。”廖虹雷在此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道。

據了解，抗戰時期日軍控制的香港啟德機場，是日本經沖繩、台灣、菲律賓、新加坡以至南太平洋島嶼連成一體的重要的運輸線，它既負責源源不斷運送掠奪侵略國的物資和兵源，又形成了一個對中國大陸的包圍圈。 1944年2月11日，美國十四航空隊中尉、中美聯合空軍混合團（CACW）第3戰鬥機大隊第32戰鬥機中隊飛行指揮兼教官唐納德·克爾，受命以20架戰鬥機保衛12架轟炸機從桂林起飛，襲擊香港日軍機場。在香港上空和日機展開激烈的空戰，美軍“飛虎隊”擊落3架日機。

“正當唐納德·克爾駕機準備投彈轟炸啟德機場時，不料機身中彈，油箱起火，克爾迅速跳傘。幸運的是，克爾飄離日軍機場數十里的山地降落，被剛好經過的十三四歲游擊隊小戰士發現。”廖虹雷說，“隨後，劉黑仔趕到。為避免被日軍發現，劉黑仔憑經驗利用夜幕掩護，將唐納德·克爾撤往日軍剛搜索過的離敵據點不遠的北圍村山坳石洞裡隱藏，從危險中求安全。”

克爾在石洞療傷了2個星期，大有恢復，但腿上的傷讓他不便行走。於是，劉黑仔便用一張竹椅子做成“擔架轎”，由戰士輪換把克爾抬到嶂上村港九大隊。當克爾提出要返回桂林空軍基地時，劉黑仔按照上級指示，準備送他去寶安抗日根據地土洋村東江縱隊司令部。但是，嶂上村距離土洋村數十里，途中不僅要渡海，還要經過敵占區多重封鎖線。為平安渡過，劉黑仔拔掉了九龍塘日軍司令部據點，帶著克爾迅速通過封鎖線，來到海邊上船，再由東縱“海軍”（海上護航隊）安全轉移到寶安游擊根據地的沙魚涌土洋東縱司令部。

“港九大隊營救的這位美國空軍飛行員克爾，對東縱與美軍合作情報，起了重要作用。”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兼職教授曹二寶對記者說，克爾因有港九大隊的幫助成功甩掉了1000多日軍的圍堵，安全離港到達東江游擊區。他對東江縱隊的組織力量和群眾基礎印象深刻，便建議美14航空隊（“飛虎隊”）司令陳納德與東縱合作情報工作。中共中央批准了廣東區委急轉陳納德和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與東縱合作的請求。

據悉，除克爾之外，東江游擊隊還搶救了美軍十四航空隊和第三艦隊跳傘墜海伊昆中尉等8名美國飛行員及89位國際友人，受到美軍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讚揚。

1945年，根據黨中央指示和東江縱隊土洋會議精神，成立東縱粵北指揮部。劉黑仔奉調前往粵北指揮部，繼續擔任短槍隊長。同年8月日本投降，西江、北江支隊奉縱隊命令，繼續向粵北挺進。劉黑仔短槍隊出色完

成為支隊北進。 1946年，東縱主力北撤山東煙台，劉黑仔短槍隊跟隨粵北指揮部留在廣東南雄、始興一帶堅持戰鬥。 5月1日，他率短槍隊到南雄和江西交界處的界址墟執行任務時，遭到國民黨頑軍包圍伏擊，在突圍時不幸中彈犧牲。

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澳門

凝聚力量 為中華民族獨立拋灑熱血

港澳同胞素有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一些進步分子積極配合國內革命運動。從五四運動爆發後的愛國宣傳活動到20年代初澳門工人階級開展的罷工運動，從發動民眾抗議到成立救助組織，澳門湧現出一批批愛國力量，為中華民族獨立拋灑熱血。

澳門與香港一樣，是連接海外的門戶，地理位置特殊，抗戰時期保持著形式上的重力，鬥爭環境與中國其他地方略有不同。但同時，澳門地域狹小，活動空間十分有限，到抗戰時期因難民湧入，人口才增加到30多萬，外來人員容易引起注意。若沒有長期正當職業做掩護，要開展活動是十分困難的。據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左雙文介紹，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大體涵蓋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是掩護革命同志，提供撤退和轉移的便利。據了解，1941年底，香港被日軍佔領，一大批來不及撤退的進步文化人士取道澳門轉移。 “他們經長洲島過伶仃洋到澳門，由澳門的秘密聯絡站幫助，經廣州灣或江門、台山到桂林。”左雙文對記者說。其次是動員人力物力，支援內地鬥爭。抗戰爆發後，中共澳門工委廣泛發動澳門同胞，先後動員和組織了一批愛國青年加入“惠陽青年回鄉服務團”“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等，回到廣東等地參加抗日救亡工作。據悉，1937年8月成立的澳門四界（教育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便是在中共澳門黨組織領導下建立的。第三，接觸上層人士，開展統戰工作。 “共產黨在澳門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是將重點放在開展工人運動和發動下層民眾，較少注意與上層各界認識的接觸，這種狀況直到抗戰前後才開始有所轉變。”左雙文表示。

提及在澳門的抗戰，就不得不談及熱血青年廖錦濤。 1914年，他出生於南海縣南莊龍津永明村（今佛山市禪城區），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中共澳門特別支部組織委員、中共澳門工委組織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後，廖錦濤受中共澳門組織委派，參與組建澳門四界救災會，並擔任理事兼宣傳部副部長。 1938年10月21日，澳門四界救災會成立以廖錦濤為團長的回國服務團，先後派出11個隊共160餘名青年奔赴廣東的西江、東江、北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開展抗日活動。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根本任務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奪取全國政權。”左雙文說道，“澳門的環境不同於內地，黨組織、工作方式和工作任務與直接在前線進行武裝鬥爭或在根據地工作的組織不同，它是設立機關、溝通聯絡、廣交朋友、蒐集情報、積蓄力量，在可能的條件下以人力物力支援內地奪取全國政權。如果以這一標準衡量，抗戰之後，中共澳門黨組織是基本完成了上述任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