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在香港鄰近的廣州省中山市，有一位傳奇的革命老兵，他是東縱的老戰士也是一代報業元老，楊奇。

楊奇老先生為楊子江之弟，在沙溪鎮接受小學教育後赴香港。楊子江故居處於鬧市小巷裡，是典型的樸實清末民初單層民宅，誕生了楊氏雙雄，由此可見，岐澳古道是群英輩出之道名不虛傳。楊奇老先生在東江縱隊的革命生涯始於辦報，槍桿子和筆桿子是戰爭年代必須擁有的雙槍。 “勝利大營救”親歷者、組織者之一的楊奇老先生，一生可謂是南粵紅色報業的縮影，從創辦東江縱隊的《前進報》，到領銜籌辦《南方日報》，再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全國獨領風騷創立《羊城晚報》。

楊子江故居，是中山抗日游擊隊二區中隊隊部舊址。楊奇的兄長、中共黨員楊子江，1938年秋奉命回二區發展黨員，建立支部。 1940年底又奉命建立了楊子江中隊，此宅為黨組織及游擊隊在二區活動的主要據點。

楊子江，1918年出生，青年時參加全省高中會考，奪得中山縣桂冠。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回鄉組織成立讀書會、話劇社等積極宣傳抗日。 1938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山二區支部書記，一、二區工委書記，楊子江中隊中隊長等職。楊子江經常為五桂山游擊隊訓練班學員上課，培訓游擊隊員。他潛心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運用於實踐中。 1949年10月，率所部400餘人，以圍城打援戰術，設兵埋伏陽春馬嶺，僅用5分鐘，就痛殲敵偽陽春縣保警連隊。 1998年8月7日在廣州去世。

作為楊子江的弟弟，楊奇老先生的一生也是一樣波瀾壯闊，充滿傳奇。楊奇，1922年出生，沙溪申明亭村人，與兄先後投身革命。早年於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畢業，抗日戰爭時期參加中國共產黨，任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機關報《前進報》社長。楊奇不僅是勝利大營救行動的當事人，而且從1959年起就開始對營救行動進行了廣泛的採訪。他的書籍《驚天壯舉》就為營救行動提供了較全面的資料。多年以後，回憶起那場親身經歷的東江縱隊勝利大營救，96歲的楊奇仍感慨不已。

1941年12月，日軍南侵，香港經歷18天奮戰後迅速淪陷，茅盾、鄒韜奮等居港抗日文化人士頓時陷入險境。中共中央非常重視這批文化人的安危，周恩來親自指示“要不惜代價地搶救出這批文化精英和愛國民主人士”。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黨我軍成功營救出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近千人。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胡繩、黎澍、胡風、戈寶權、張友漁、沈志遠、千家駒、劉清揚、胡仲持、廖沫沙、范長江、葉淺予、胡蝶、黃藥眠、梁漱溟等。

這次大營救意義重大，被救出來的在港文化人都是國內重量級文化人物和民主黨派人士，他們對祖國的文化發展和抗日救亡起了重要作用。大營救保護了中華民族大量的文化精英，同時推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革命，破滅了日本人抓捕我國文化名人的幻想，極大地增強了國內的抗戰士氣。

在拜訪中，郭壯獅副廳長轉達了許瑞生副省長對楊奇老先生的問候，並向他介紹了南粵古驛道保護利用工作對東江縱隊勝利大營救歷史故事的挖掘和活化工作。楊奇老先生得知南粵古驛道保護利用工作後，稱讚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他特別囑咐省住房城鄉建設廳要認真梳理勝利大營救的路線，深入挖掘大營救背後的故事，讓後人更加了解那段歷史，銘記歷史。

楊奇老先生回憶起勝利大營救的路線。他表示，當時，參與營救的人員用了很短的時間，就聯繫到了分散隱居在香港各處的文化界人士；並從九龍到東江游擊區安排了多條路線，水陸兼用，齊頭並進，有在西貢坐船到沙魚涌轉往惠陽縣的水上交通線；有由旺角步行至荃灣、元朗，跨過深圳河進入寶安縣的陸上交通線；有從港島取道澳門，利用走私船先到台山，再步行和坐船到梧州轉往桂林的路線；還有專人護送、直接開船到汕尾海豐縣轉往大後方的路線。

據楊奇老先生介紹，當年，他主要在寶安縣白石龍游擊區，在營救行動中，他先後接待了茅盾、鄒韜奮、胡風、沈志遠、劉清揚等一流文化界人士22位。他提到，當年文化人士到達寶安後，隱蔽在羊台山的一個山坑里，睡的是用樹枝和稻草搭起來的“通舖”。楊奇說：“那是一段艱苦但是其樂融融的時光，在轉移過程中，許多文化人士還向游擊隊員授課，鄒韜奮講的最多，也講的最好。”

楊奇老先生表示，第一批離開寶安游擊區的有茅盾、孔德沚夫婦和胡風、胡仲持、葉以群、廖沫沙等十多人。那年2月中旬，他們由鄭偉靈帶領的獨立小隊護送，第一晚從白石龍出發，跨過廣九鐵路，穿越橫龍公路，天快亮時抵達惠陽碧嶺村，全程40華里。吃過早飯，大家趕快休息，燙腳的燙腳，按摩的按摩。睡到晚飯時分才起床，天黑之後繼續行程。第二晚只走了20多里路，午夜到了田心村，惠陽大隊高健副大隊長殷勤接待了他們。在田心休息了兩天，又由另一游擊隊員護送繼續前進。

圖為1941年，夏衍和友人在香港合影（左起：陳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聰、何香凝、洪遒、廖夢醒、歐陽予倩）。

楊奇老先生表示，整個營救行動非常成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揚，被營救出來的文化精英，好多都寫過一些關於此次營救行動的回憶文章。茅盾在《脫險雜記》中認為：這場大營救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著名作家胡風在1984年4月的一次調查會上，有一篇《我的回憶》的書面發言，他指出：“從日寇佔領下的香港，搶救這麼多的文化人、國民黨進步的上層人士和外國友人脫險，沒有出一次事故，沒有一個遇險犧牲，這是奇蹟般的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