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豐富多元，政治制度千姿百態。古往今來，人們對制度優劣的評判從來不是線性的、絕對的。簡單地在某一維度討論制度的優劣，不如去思考哪些制度更符合哪種現實？為什麼這樣的制度會被制定出來？如果秉持這一思維邏輯，看待當下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出臺，在這個以自由市場體系主導的城市內，長期規劃是否真的會打亂「市場先生」的節奏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市場先生」並不總是對的——這句話常見於巴菲特的信徒們。用理論化一點的表述，就是市場存在「非理性」的一面。人們對資本主義早期爆發的經濟危機的觀察就已經發現了這一特點，其中馬克思是最早的集大成者。這個早在19世紀就站在資本主義對立面思考的的思想家指出，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佔有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具體而言，在沒有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只有在供求失衡、價格暴跌、企業破產、社會財富遭到巨大浪費之後，才能被迫達成短暫的平衡。這種「先破壞、後平衡」的調節機制具有極大的盲目性和非理性，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不獨馬克思這樣判斷，20世紀西方世界著名的經濟學理論大師凱恩斯、熊彼得等，對這種結構性矛盾的認識與馬克思別無二致。但相比馬克思對此頑疾提出的革命理論，他們的理論則是強烈呼籲政府積極干預市場、企業以創新擴大經濟增量等改革措施。應該看到的是，他們的觀察與策略都是基於當時時代條件下的頂級洞察，具有開創性意義。

今時今日，散去了革命與戰爭的硝煙，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線。「實施計畫就等於閹割市場」這種思維邏輯，本身就是站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對立的立場來看待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為什麼社會主義就不能容納「市場」？資本主義就一定排斥「計畫」？如此二元對立的線性論述帶來的思想荒蕪，真叫人痛心疾首！有識之士必須戳穿這些以意識形態對立思維構築的經濟謊言，還「計畫」與「市場」以本來面目，呈現它們兩相協調的真實性。

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安排以極大的包容性政策與舉國之力的支持，造就了香港的飛速發展與市場繁榮。然而，從內部看，反中亂港勢力的滋生，市場調節的失序，住房、土地、貧富分化等深層次社會矛盾的累積，促使香港到了必須改革的地步。從外部看，國際地緣政治摩擦突起，面對國際市場極大的不確定性，需要穩定的政策錨點來應對不確定性。同時，中國內地對外開放的持續擴大，使香港過去的橋樑角色被逐漸削弱，香港必須跳出簡單的「仲介思維」，以更高質量的專業化服務對接內地市場，實現從「超級聯繫人」到「超級增值人」的躍升。這些正是促成特區政府制定首份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的關鍵因素。

國家需要香港，香港更需要國家。在國家「十五五」規劃宏圖中，國家明確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五年規劃正是具體對接國家戰略的「行動書」「路線圖」「計畫表」。特區政府首次制定量化考核指標，正是彰顯一種幹事創業的決心與氣魄。而只將5項核心指標作為約束性指標，則體現了對「市場先生」主導性的充分尊重。可以預見，香港五年規劃將向世界展示「計畫」與「市場」完全可以兩相協調的發展路徑。

事實上，現實並非那些西方政客、亂港分子描述的那樣非黑即白，那些充斥著意識形態偏見的話語根本不值一駁。要推進香港五年規劃落地，就必須首先破除思想上的牢籠，跨出意識形態偏見的泥沼，正確看待國家戰略與地方發展、長期戰略與短期施政、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三者之間的關係，把國家戰略機遇、香港獨特優勢和市場活力結合起來，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並讓發展成果更公平、更持續地惠及廣大市民。我們熱切地期盼著香港五年規劃描繪的美好藍圖成為現實的那一天，更希望制度理性的思想光輝能夠普照香江，願所有香港人「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