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收到僑居德國的吳偉栗先生託人從內地寄來新鮮出爐的中文版《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全書逾三十九萬字，撕掉薄膜包裝，聞到淡淡的油墨香，封面採用鋼筆畫設計，配上紅字書名，與我見過的那本一百多年前出版的德文原著封面頗有幾分神似，封底有著名作家唐浩明以及兩位學者中國社科院馬忠文、復旦大學戴海斌的推薦文字。吳先生告知，這本書剛推出就榮登內地「文藝聯合書單」第一名，內地權威的自媒體平台「學習強國」專門介紹此書，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我知道他為這本書付出不少心血，現在終於如願以償、大功告成，很為他感到高興。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出版說明」中指出，「中國與世界，處在一個命運共體中，我們需要歷史的溝通、文化的溝通，需要消除偏見、需要相互尊重。這也是這樣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種價值和意義所在。」作為這本書中文版書稿的最早讀者之一，我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卓越識見非常欽佩。

吳偉栗作為該書的譯者在「後記」中提到本人，以及《大公報》姜在忠社長、皇朝家居主席謝錦鵬先生對這本書的出版的支持，讓我也有一點點滿足感。二○一八年夏天，我們幾個好友家庭結伴歐遊，我的學生、移民德國多年的Simon悉心為我們安排整個行程，在德國的國王湖附近一家小酒店，我首次見到這本書的德文版（原名《Ein Sommer in China》）和部分中文譯稿，酒店的東主吳偉栗先生是Simon的朋友，為人熱情好客，和我們一見如故，正如吳先生在「後記」所說，當時我以「職業的嗅覺肯定了這本書的價值」，在場的傳媒行家陳耀桂、吳秋文，以及對文化事業情有獨鍾的謝錦鵬先生也建議盡快將此書翻譯出版。後來吳偉栗不止一次專程來香港聯絡出版事宜，一來二去，我們便成了好朋友。因為種種原因，主要是受近兩年疫情影響，我們和吳先生一起到法蘭克福等地考證這本書作者戈德曼（Paul Goldmann）生平的約定，變成吳偉栗一個人的旅程，果然，戈德曼不是一個普通的記者，而是德國記者協會創會主席，除了這本《1898年的夏日》，還出版過多部著作，他還是一名反納粹鬥士。

去年收到吳先生傳來全書中文譯稿，讀完後在本欄寫了《德國記者筆下的清末全景圖：1898》一文，搶先一步向讀者推介這部優秀作品，現在這本書已經正式出版，我想借本欄再次推薦。唐浩明說「這既是一本歷史書，也是一本文學書」，我認為應該加上一句：還是一本新聞採訪和寫作教科書。作者的現場觀察和描寫、與採訪對象的對話等等，精彩紛呈，特別是寫拜訪權傾朝野的李鴻章、榮祿，以及著名外交官陳季同、上海道台蔡鈞等。戈德曼在北京採訪在戊戌變法中被解職賦閒的李鴻章，書中寫道：「李鴻章手上拿着一根有着象牙握把的黑色木質枴杖，由於他喜歡把自己當成是中國的俾斯麥（這是某些歐洲馬屁精一直對他說的奉承話，說久了他自己也就相信了），所以弄來一支鐵血宰相晚年攜帶的枴杖複製品也不無可能。」晚年李鴻章的確有一支形影不離的手杖，但不是俾斯麥枴杖的複製品，而是他兩年前（一八九六年）訪美時，卸任美國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送給他的。

去年下半年本港疫情比較清靜的時候，新聞聯理事會開會商討如何幫助年輕一代新聞界從業員更多了解中國歷史、增進國情認識，當時我介紹了這本即將出版的舊書，並且提議，等疫情進一步穩定、和內地恢復通關之後，舉辦一項重走戈德曼採訪中國路線的活動。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二日，戈德曼從香港登陸，開始長達半年的中國之旅：經廣州、上海、漢口、武昌、膠東半島、天津，最後一站北京，在他離開熱那亞碼頭啟程赴中國的一個多月前，德國強迫清廷簽訂《膠澳租借條約》，為期九十九年；而他搭船離開香港前往上海大約一個星期後，英國強迫清廷簽訂條約，租借新界九十九年。同月，北京發生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期間，戈德曼在漢口、武昌、芝罘、天津等地採訪，對各方面做了比較客觀的記錄和分析。如果說，一百年前這名德國記者是以「他者」視角看晚清，那麼，今天新一代記者重走這條路線、重回歷史現場，可以親眼目睹、親身體驗我們國家一個世紀以來的變化，筆者非常樂意與年輕記者們一路同行，去尋找這位外國前輩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