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主席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上月在立法會問特首林鄭月娥：香港有什麼策略可以令到我們的社會共同富裕、縮窄貧富差距？林鄭月娥回答稱，香港是外向型開放資本主義社會，很難期望沒有「相對」的貧富差距，縮窄貧富差距的辦法，一是經濟發展，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年輕人向上流動機會，二是「補底」，保障基層人士可以有一個合適的生活條件。她說，本屆政府在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增加百分之四十三，是回歸以來最多。只要香港經濟起飛，就可以及應該多讓基層人士分享成果。葉太和林太一問一答，各大媒體都有報道，「有何新聞價值？」日前有朋友問，我覺得可以從兩方面來探討。

首先，葉太劉淑儀作為民意代表在立法會上的提問，說明社會對「共同富裕」這一命題的關注，「共同富裕」包含縮窄貧富差距，而貧富懸殊正是香港最主要的社會矛盾之一，是引發民怨的主要原因。最近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官員深入基層探訪，目睹劏房戶的居住環境和生活條件，感到難過及不能接受。勞工及社會福利局也承認，香港貧富懸殊是「不爭的事實」。筆者稍感意外的是，「共同富裕」問題為何不是由來自基層的議員提出？不過，連代表中產和精英階層的新民黨也贊成共同富裕，可見這個問題的民意基礎非常廣泛。

其次，林鄭月娥的回答，意思是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差距難以避免，應該做的政府都在做，而且已經做得很好，云云。

今年八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標扎實邁進。」可見，中央提出「共同富裕」，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實踐，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而促進共同富裕的具體做法是「第三次分配」，即透過企業自願捐贈、以民間慈善的方式，補充第一、第二次分配的不足。有些人把「共富」等同「均富」，這是誤解。有些人把「共富」說成是「共產」，是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這是別有用心的曲解。至於一句資本主義社會是不是就可以將貧富差距甚至貧富懸殊合理化？當然也不是。

不少西方學者都在探索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消除貧富殊懸的問題，例如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提出貧富懸殊兩極化的「M型社會」問題，引起廣泛關注。特朗普現象被認為是全球化導致美國社會加劇M型化、引發美國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浪潮的結果。香港也是一個M型社會，堅尼系數是發達地區最高之一，但是在發生連串社會動盪之後，許多人似乎仍然缺乏危機感，以不變應萬變。林鄭月娥說要以經濟發展和「補底」應對貧富懸殊問題，如果這兩招真的有效和足夠，香港早就應該是安居樂業的和諧社會，為何還有一家七口逼住四百呎劏房現象？

歸根究底，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理念因循太久了。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二十四年，國家已經進入「十四五」，在國際上，英國已經脫歐，中美面臨新冷戰，世界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發生巨變，AI時代已經到來，可是特區政府的管治理念卻依然舊我，在住房問題、教育問題、經濟轉型以及公務員體制等等各方面，都是如此，直至中央推出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林鄭月娥日前在施政報告中，終於提出一些結構性改變。

其實，在香港壯大中產階層，建設一個橄欖型社會，難道不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嗎？